江右史学 方志远:一曲鸣凤记唱响忠奸人

2019-06-19

  京剧中,角色的脸谱颜色能反映其忠奸特点;耳熟能详的歌曲《开封有个包青天》中也唱到“铁面无私辨忠奸”。“忠”与“奸”是中国百姓认识、评价历史人物常用的形容词,明朝的杨继盛与严嵩则分别是大家较为熟知的“忠臣”与“奸臣”。那么,历史上的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辨忠奸”这一思维模式?今天,让我们随着方老师通达晓畅的语言一起追溯与思考。

  明朝到嘉靖时期,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文化生活比较丰富。读书人凑在一起,大抵上会有三件事:酒、妓、戏。大家见面,推杯换盏,交流交流最近听到、看到的朝廷轶事,召来艺人、艺妓,唱一段戏曲、说一段小说。而普通老百姓的业余爱好,也有三桩事:赌博、看戏、听小说。

  那时的小说,主要不是由文人写给人们看的,而是说书人说给人们听的,即使文人写出来,传播也主要是靠说、唱。而明朝的人编戏、编小说,往往把当代的人、当代的事编进去。不管什么人,一旦被编进了小说、戏曲,一夜之间,可能就天下闻名,不是流芳千古,就是遗臭万年。

  正如中国人知道诸葛亮的足智多谋、曹操的奸诈无比,大抵上都是通过《三国演义》而不是《三国志》一样,严嵩成为家喻户晓的“奸臣”,也主要不是因为《明史·奸臣传》。因为在《明史》成书的一个半世纪之前,《鸣凤记》之类的小说和戏曲,就已经在鞭挞“奸臣”严嵩,歌颂“忠臣”杨继盛。老牌芳草地论坛

  《鸣凤记》产生于明穆宗隆庆年间(1567-1572),即严嵩去世后不久。其作者已不可知,有人认为是明代“后七子”的领袖王世贞所作,也有人认为是王世贞门人、幕僚所作。吕天成的《曲品》等,直接把《鸣凤记》列为无名氏作品。《鸣凤记》是一个有40多出的多本剧,在明朝后期和清朝前期,已是妇孺皆知。

  《鸣凤记》的主要人物有两个,一个是“奸臣”严嵩,一个是“忠臣”杨继盛。作为戏剧、小说人物,杨继盛视死如归,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并得到众多正义人士的支持,和奸臣严嵩进行殊死斗争,最终却被严嵩构陷致死。那么,作为历史人物,严嵩、杨继盛又是怎样的呢?

  严嵩(1480-1567)是明代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而且是位长寿老人,一直活到88岁。

  严嵩在中国,特别是老一辈人中,可能是家喻户晓,但并不是因为他的好名声,而是因为他的坏名声——“大奸臣”。然而,和严嵩同一辈的人,怎么也无法把严嵩和“奸臣”这个名号联系在一起。

  有人记载年轻时候的严嵩,说他身材修长、眉目清秀、声音洪亮,是个真正的美男子。特别是两只眼睛,宛如朗星,远远望去,飘飘然有神仙之慨。

  明孝宗弘治十一年(1498年),十九岁的严嵩在人才济济的江西乡试中了举人。别看现在的江西经济不甚发达、高等教育落后,但在明朝,江西却和两浙一道,同为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在严嵩中举人、中进士的时候,江西进士总量在全国各省中排在第一位;而且在整个明朝,江西的举人数也在全国十三个布政司中居于首位。

  几年后,二十六岁的严嵩中了进士。由于年轻,留在翰林院为“庶吉士”,继续读书。“庶吉士”有点像现在的“博士后”,当然不是学术上的博士后,而是官场上的博士后,所以名额极少。明朝的庶吉士对于升官很有利。《明史》说,新科进士一旦选为庶吉士,人们就以“储相”视之,就可能是未来的大学士了。三年之后,严嵩果然被留在翰林院做史官,前途一片光明。但就在被人们普遍看好的时候,严嵩作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向朝廷打报告,说身体出了一点问题,特别是少年成名,学业还不扎实,请朝廷批准回原籍江西分宜县,继续读书。这个举动在当时得到一片赞扬,人们认为,这个年轻的进士淡薄名利、注重修养,是个好苗子。

  严嵩在原籍一呆就是十年。十年中,他阅读了大批古今典籍,写出了许多格调高雅、情感真挚的诗文,受到人们的推崇。十年之后,严嵩回到北京,继续在翰林院供职。严嵩也主持过最高学府国子监的事务,做过礼部尚书。然后,在嘉靖二十一年,以六十三岁高龄入阁为大学士。

  六十三岁对于今天很多人来说,已经是退休的年龄;对于当时更多的人来说,还活不到这个年龄。但六十三岁的严嵩却是神清气朗、精力充沛,一直做到八十三岁罢官,成为嘉靖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大学士,也是整个明朝担任首辅时期最长的大学士之一。所以,在严嵩进入内阁以后的日子里,和他共事的同僚和下属,都是晚辈或学生,他是这些人中的“老祖宗”。

  由于出道早、寿命长,所以除去在家乡读书的十年外,严嵩混迹官场近半个世纪。前二十多年,严嵩有很好的“清誉”,是一个大家都称赞的好官。即使做了大学士之后,他也仍然为人谦和、彬彬有礼。

  人们不免感慨、疑惑:严嵩是怎么由极享“清誉”、人人称赞的好官,变成人人喊打、令人厌恶的大奸臣?这个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三部曲的第一部,是嘉靖皇帝软硬兼施的调教和严嵩由无可奈何到心领神会的配合。

  事情发生在严嵩担任礼部尚书不久的嘉靖十七年六月。当时,关于嘉靖皇帝父亲名分的“大礼议”的喧嚣已经结束,嘉靖皇帝也已经如愿以偿地尊称父亲为“献皇帝”、母亲为“皇太后”。但是,在一群拍马屁官员的鼓捣下,嘉靖皇帝决定把父亲“献皇帝”的牌位搬进太庙,让他的在天之灵能够和太祖朱元璋、太宗朱棣这些前辈见见面,能够和父亲成化皇帝、哥哥弘治皇帝、侄子正德皇帝叙叙旧。

  皇帝想让父亲在天上高兴,却难倒了在人间的礼部官员。太庙本是用来供奉本朝历代已故皇帝牌位的,嘉靖皇帝的父亲虽然尊为“献皇帝”,并没有真正做皇帝,他的牌位如果搬进太庙,该摆放在哪里?是放在他哥哥弘治皇帝之后,还是放在侄儿正德皇帝之后?好像都不合适。

  但是,皇帝只管做出荒唐决定,至于如何落实,则是礼部,特别是礼部尚书严嵩的事情。

  满载着清誉担任礼部尚书不久的严嵩没有办法,只得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商议。大家一致认为,皇帝的这个决定匪夷所思。没做过皇帝,怎么能硬把牌位塞进去呢?

  于是,由严嵩领衔,上了一道奏疏,指出将“献皇帝”的牌位摆进太庙不合理。嘉靖皇帝见到奏疏,心里自然不痛快。他将奏疏驳了回去,但语气比较缓和,让严嵩等人再议。其实是给了比自己大二十六岁的严嵩一次面子。

  礼部的意见被驳回后,一位户部侍郎跳了出来,以个人名义对“献皇帝”牌位进太庙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对于这个本没有议礼任务的户部官员的多管闲事,嘉靖皇帝毫不客气,指责他“肆欺不道”,下锦衣卫拷讯。这叫做敲山震虎,杀户部的“鸡”给礼部的“猴”看。

  严嵩仍然没有畏缩。他改换战术,不再正面反对把“献皇帝”牌位搬进太庙,而是对“献皇帝”莫须有的丰功伟绩大唱赞歌。说“献皇帝”封在安陆州,就和当年周文王在陕西一样;而“献皇帝”生了嘉靖皇上,又与当年周文王生了周武王相似。皇上的“中兴”伟业,也就是“献皇帝”的伟业。所以,给“献皇帝”追加任何尊号都不过分。他的功德,就是一座永恒的太庙。当然,严嵩有一句话没说:既然是永恒的太庙,这牌位进不进去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马屁可以说是拍得有点过分,有点不伦不类。严嵩们也不考虑周文王、周武王父子是怎么得到天下的?但嘉靖并没有责怪,可以说又放了严嵩一马。嘉靖皇帝不反驳,当然也是因为不好反驳,总不能说父亲没有功德、不能说父亲的功德不是永恒的太庙。而且,千穿万穿,马屁不穿,有人拍马屁总是高兴的事情。

  如果写抒情散文,嘉靖皇帝肯定不是严嵩以及礼部官员们的对手。但久病成医,经过“大礼议”的洗礼,嘉靖皇帝在“礼”的问题上已经是颇有心得,或者说已经成了专家。

  当年,张璁以一篇《辩礼疏》、一篇《大礼或问》,向以杨廷和为首的满朝大臣发动攻击,嘉靖皇帝仍然历历在目。他仿照张璁的《大礼或问》,亲自写了一篇1200余字的《明堂或问》,让人抄录并分发给大臣人手一份。

  “明堂”本是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场所,这里特指太庙。嘉靖皇帝在《明堂或问》的开篇说:“明堂或问者,非上人以好辩······实不得已之言也。”意思是我亲自写《明堂或问》,并不是无事生非,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你们这帮做臣子的,没有一个真心实意在办事。我只好教你们如何开窍、教你们懂得如何为君父分忧。接下来,嘉靖皇帝以一问一答的方式,引经据典,一步一步对父亲“献皇帝”入太庙的合理性进行阐述。

  皇帝亲自写一篇千字文,和大臣讨论一个问题,这在明朝的历史上极其少见,可见嘉靖皇帝对此事的重视。

  到了这个份上,摆在严嵩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放弃自己的立场,按照皇帝的意思办。另一条是坚持己见,不惜罢官而去。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反复斟酌之后,严嵩和他的同僚们屈服了。

  于是,仍然由严嵩领衔,礼部由反对“献皇帝”入太庙,转而帮助皇帝找到了“献皇帝”入太庙的理论和事实依据。理论依据是:“父子异昭穆、兄弟同世数。”意思是在太庙中,开国皇帝的牌位居中,然后左昭右穆,左边是儿子,右边是孙子,交替排列,即父子异昭穆。但这一条无法帮助“献皇帝”入太庙,于是用第二条,“兄弟同世数”。意思是,如果兄弟都做了皇帝,虽然有先后,但他们是同一辈人,应该同在一个“昭”位上或“穆”位上。事实依据,严嵩们也帮皇帝找到了,那就是在北宋的太庙中,宋太祖和宋太宗两兄弟都位于“昭位”。既然如此,嘉靖皇帝的父亲“献皇帝”也可以和伯父“敬皇帝”也就是弘治皇帝,一同放在昭位或穆位上。

  问题解决了,皇帝高兴了,不但实现了父亲入太庙的意图,还通过这件事教育了包括严嵩在内的一批人,教会了他们如何理解和贯彻自己的意图并坚决执行。

  但这件事情却使严嵩惊出了一身冷汗。如果不是脑子急转弯,这个礼部尚书的位子可能是保不住了。因为那位跳出来反对“献皇帝”入太庙的户部侍郎,已被嘉靖皇帝下特旨削职为民了。

  从此以后,严嵩变了,变得更加小心谨慎、唯君命是从了。他一次又一次越来越娴熟地,到后来就习惯成自然地不断把嘉靖皇帝的荒唐决定解释为正确决策了。

  嘉靖皇帝对于帮助过他的人是一定会给予回报的。所以,他一次又一次地给严嵩加官晋爵,从礼部尚书入阁,到少保、少傅、少师,武英殿大学士、谨身殿大学士、华盖殿大学士,再后来是上柱国。最后无官可加了,便给他儿子、孙子封官。

  其实,嘉靖皇帝对每一位重要的大臣,也都进行过调教,但有的成功,有的没有成功。这就要看各人的个性和悟性了。

  在整个嘉靖朝,影响最大的内阁首辅一共有四位:杨廷和、张璁、严嵩、徐阶。对于杨廷和、张璁,嘉靖皇帝没有能够调教成功。原因是:第一,杨廷和、张璁都是功臣,杨廷和帮助嘉靖做了皇帝、张璁帮助嘉靖皇帝议大礼,所以他们都有不听调教的资本。第二,杨廷和、张璁都有比较强的个性,有自己的为人原则和为官底线。越过原则或底线,不管皇帝如何软硬兼施,宁愿罢官,也不买账,所以后来都被迫退休。

  比起杨廷和、张璁,严嵩有他的长处,那就是为人随和、肯帮助人,所以他的追随者远比杨廷和、张璁多。严嵩的短处在于他没有和嘉靖皇帝讨价还价的资本,却有明显的性格上的缺陷,那就是随波逐流,缺乏原则和底线,缺乏斗争性。表面上看是为了维护君臣之间的“和谐”,更多的却是在明哲保身。

  正是因为这些长处和缺陷,使得严嵩比较容易被嘉靖皇帝调教,最终自然也要为嘉靖皇帝背黑锅。于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发生了。在严嵩做首辅之前,人们提意见,大多是冲着嘉靖皇帝;但严嵩做了首辅之后,人们提意见,却是首先冲着严嵩。其中固然有捏软柿子的意思,但更多的是因为人们看到,杨廷和、张璁,乃至严嵩的前任夏言做首辅的时候,他们都对嘉靖皇帝的荒唐决定提出过意见,并且都为此付出过代价:杨廷和被迫退休、待遇被剥夺,儿子、女婿都跟着遭难。张璁四上四下,每次复出后,仍然不断提意见。夏言不但被罢官,而且最终成为明朝第一个真正被处以死刑的内阁首辅。而严嵩却从嘉靖二十一年入阁,直到二十年后被弹劾致仕,从未离开过内阁,当然要为嘉靖皇帝的过错承担责任。

  严世蕃的长相和父亲截然不同。严嵩身材修长、眉目清秀,严世蕃却是“短项肥体”。严嵩目若朗星,严世蕃却坏了一只眼睛。但严世蕃极其聪明,也极其自负。他认为天下人才,只有三位,而自己排在第一位。

  严世蕃的第一大本领,是“颇通国典、晓畅时务”,对国家的典章制度特别熟悉,对时务政局有通达的洞察力。

  严嵩入阁时已经六十三岁,仍然神清气爽、精力充沛。许多人猜测嘉靖皇帝所以始终信任严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严嵩长寿。因为严嵩越老越是仙风道骨,嘉靖皇帝想沾沾他的仙气,想跟着他长寿。但严嵩尽管身体好、长寿,精力总是在逐渐衰退。作为首辅,他既要处理国家大事,又要值房上班,陪着皇帝向上天祈祷,帮着皇帝写与上天对话的“青词”。这些都是特别需要花精力对付的。所以,严嵩有很多公务就交给儿子严世蕃了。当时的记载说,六部九卿、朝廷大员向严嵩的代表严世蕃汇报工作,有人早上去严府排队,等到晚上也不得一见,只得次日继续排队,以致严嵩父子有“大丞相、小丞相”之称。如果有急事求见小丞相,还得先打点门卫,正所谓“宰相门前四品官”。

  嘉靖皇帝从小接受过良好教育,也是个喜欢舞文弄墨的人,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图,或者见到各部门的奏疏,他也往往写上几个字或批上几句话。因为酷信道教,以与上天对话为乐,所以嘉靖皇帝的那几个字或几句话往往暗藏机锋,道家的情、佛家的性、儒家的理······他的字又龙飞凤舞,行不行草不草,实在令人难以辨识。严嵩虽然也聪明,嘉靖皇帝想要什么、做什么,他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但对于嘉靖皇帝龙飞凤舞的书法,特别是书法后面隐藏的种种玄机(或者根本就不是什么玄机,而是词不达意),严嵩却缺乏悟性。而严世蕃虽然只有一只眼睛,但不管嘉靖皇帝的文字多么潦草、怎么故弄玄虚,他都能一目了然、猜无不中。这可帮了严嵩的大忙。嘉靖皇帝认为,他的意图只有严嵩才知道,这才真正是君臣一心。但嘉靖皇帝怎么也想不到,严嵩后面竟然有一个有如此本领的儿子。

  儿子贡献越大,严嵩对他的信赖程度也就越大,对他的胡作非为也越纵容,严世蕃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了。这就造成了他的第三大本领:捞钱。

  严世蕃最拿手的捞钱路子有两条。第一,通过官员的任命捞钱。由于熟悉典章制度、通晓时务政局,所以哪个职务重要、哪个岗位艰辛,哪个地方贫瘠、哪个衙门肥实,统统都在严世蕃的心中。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岗位不同,都标出价钱,按价授官。第二条,通过卖弄人情捞钱。有人得罪皇帝被抓起来,严世蕃便放出风声,说除非我们家老爷子出面,否则是死路一条;若人被放出来,严世蕃又放出风声,说这是我们家老爷子做了皇帝的工作,你们得感恩。十年、二十年下来,严世蕃藉此收受的贿赂之巨难以想象。

  但是,严世蕃的本领越大,得罪的人越多,招致的怨气也越大,而所有这些怨气,全都对准了严嵩。可以说,严嵩在如履薄冰地伴君,严世蕃却在嘻笑怒骂地弄权;严嵩在陪着笑脸结善缘,严世蕃却在随心所欲招怨气。

  老子长期在位,高官厚禄却无所建树,甚至助纣为虐,在官场的腐败过程中随波逐流乃至推波助澜;儿子仗着老子的权势,拉帮结派、卖官鬻爵,视国家大事、百姓生计为儿戏。在中国老百姓的眼里,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你不是奸臣,那天底下哪里还有奸臣?这种情绪、这种认识,通过小说和戏曲表达出来,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

  明朝后期和清朝前期,至少有几十种小说和戏曲在演绎着严嵩。其中有隐去姓名的,如《金瓶梅》。《金瓶梅》以北宋末年为背景,但当时的人们认定,它其实是挂宋朝的羊头,卖本朝的狗肉。比如,《金瓶梅》中的蔡京父子,就是影射严嵩父子。更多的小说和戏曲,则是真名真姓,如《大红袍》、《鸣凤记》等等。严嵩之所以遗臭万年,就是因为在这些小说和戏曲中,他总是反面人物,而且常常是反一号,是大奸臣。

  这样一来,根本无需《明史》定案,由戏曲小说代表着普通老百姓的认识,形成强大的舆论,就把严嵩定格为无恶不作的大奸臣。

  杨继盛是北直隶容城(河北今县)人,从小立志报效国家,考中进士后,做了南京吏部的主事,一个没什么事情可干的职位。杨继盛喜欢音乐,本可以在南京这个仙都、文化中心快快乐乐地吹拉弹唱,但他却是一个时刻把国家放在心上的人,所以选择了另外一条人生道路。

  上任不久,杨继盛就因为上疏弹劾嘉靖皇帝的一个宠臣,被贬谪到远离中原的“狄道”为吏。狄道是当时陕西布政司临洮府所在地,位于今兰州市的南边。

  在当时,官员因为犯事贬官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但杨继盛由南京的官贬为狄道的吏,就不是小事了。因为在明朝,吏和官的身份大不一样。官是从举人特别是从进士这条路进入官场的,这是“读书下正途”,以道德教化为本。吏是“杂役”,如官府收税时的司秤、登记田亩量的手书、破案验尸的忤作,等等。由于他们要和钱粮、犯罪打交道,“心术”已坏,所以受到歧视,一些有前途的、代表正义形象的职务,如翰林院、都察院、六科等,是决不允许吏员染指的,所以他们升迁也受到极大的限制。

  当时有一首民歌,唱的是男女青年谈恋爱,发誓永不分离。为了加强誓言的力量,以三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作比喻:第一,“除非天变成地”;第二,“除非东变成西”;第三,“除非官变成吏”。在明朝人眼里,这官与吏的差别,竟然和天与地、东与西一样的难以转换。

  杨继盛就由官贬谪成了吏,从天上到了地下。这对于官员来说,不仅是职务上的贬谪,还是身份、人格上的打击。但杨继盛并不气馁,他本来就有思想准备,这也是明朝士大夫的一种气节。

  “狄道”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杨继盛虽然是从内地贬谪到这里的吏,却自觉承担起了教化的责任,协调民族矛盾、传授农业技术,得到当地汉族居民的爱戴,更被少数民族同胞称为“杨父”。

  但是,“杨父”在狄道并没有滞留太长时间。因为被杨继盛弹劾的那个宠臣不久就被嘉靖皇帝处死了,杨继盛成了英雄。于是在一年之内,连升四级,升得杨继盛自己都不好意思。皇恩浩荡,更加需要感恩和回报。

  杨继盛这一辈年轻官员和老一辈官员不同,老一辈的官员经过和嘉靖皇帝的交锋,深知皇帝的性格和狠劲,他们上疏、死于“谏”,都是针对皇帝的。但年轻一辈的官员,如杨继盛等人进入仕途时,嘉靖皇帝已经移居西苑,他做的坏事,都是由严嵩们代理执行的。所以人们开始认为,皇帝并没有管事,坏事都是严嵩们干的。

  这种感觉也很容易理解。因为杨继盛那一代的官员根本就见不到皇帝。他们看到的是,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都在向严嵩请示工作,都在听严嵩的指示;他们听说的是,内阁的其他成员也和他们一样见不到皇帝,皇帝说什么、要干什么,都是严嵩传达的。他们还看到,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也在向各部门发号施令,并且大肆收受贿赂。所以他们认为,皇帝应该是圣明的,可惜就是身体不好,没办法亲自管事,一直被严嵩欺骗。

  杨继盛因为连续升官,激动、感恩之余,更思念报答皇帝、报答国家。所以,即使是粉身碎骨,他也要为皇帝清除严嵩这个毒瘤。

  抱着这个目的,杨继盛经过一番酝酿之后,写了一道义正辞严、措词尖锐的奏疏,名为《请诛贼臣疏》,历数严嵩的罪行。

  古人遇到重大事情的决策,往往有“斋戒三日”之说。在这三天之中,不仅饮食要清淡,而且要远离一切欲望,包括生理和心理上的。除了必要的公务,谢绝一切人际交往,包括和家人的接触。通过这种方式,表示事情的严重,表示对天、对命的敬畏。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的是人力,能否成功,就得听天由命了。

  “斋戒三日”的另一重意义,是要反复衡量利害得失,反复掂量前因后果,用时下的话来说,就是进行可行性论证。这个论证可以是自己拿定主意,也可以和志同道合者共同拿主意。三天之后,可能按既定方针办,也可能取消或推迟行动,当然,还可能有新的加盟者,共同行动。

  史料记载,杨继盛在三天斋戒的过程中没有和任何人商量。也许是因为事情过于重大,他不愿泄漏风声,以免严嵩事前欺瞒皇帝;也许是因为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能连累他人。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小人是有好处自己先捞或独占,有麻烦找人垫背;君子是好事成全别人,有麻烦自己承担。杨继盛就是这样的君子。

  三天之后,杨继盛怀着为国除害、与奸臣决一死战的心情,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左顺门,这个可以直通皇帝的地方,投进了《请诛贼臣疏》。他希望皇帝能够在第一时间看到,以免严嵩预先防范。

  杨继盛在《请诛贼臣疏》的开篇写道:我杨继盛生性耿直,无师无友,幸蒙皇上奖拔,委以重任。今日天下正值多事之秋,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际,所以我日夜思虑,希望能够报效国家。当今之时,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但没有哪件事情比诛杀贼臣更紧急了。

  这是明朝人,特别是明朝的“忠臣”上疏的一个普遍套路,先强调事情的严重性,强调事情的十万火急,以引起皇帝的重视。

  坏祖宗之成法,大罪一也;窃君上之大权,大罪二也;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也;纵奸子之僭窃,大罪四也;冒朝廷之军功,大罪五也;引背逆之奸臣,大罪六也;悞国家之军机,大罪七也;专黜陟之大柄,大罪八也;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也;敝天下之风俗,大罪十也。

  在杨继盛的奏疏中,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制定的基本国策,到当今皇帝的绝对权威,到天下人心、天下风俗,这些立国的根本无不受到严嵩的破坏、践踏。当然,杨继盛凡是说到严嵩时,都是用“贼嵩”二字替代。

  在杨继盛看来,所揭露“贼嵩”的种种罪行,都是证据确凿,再加上上纲上线的理论分析,任何一条都足以致严嵩于死地。如果皇帝英明,严嵩肯定逃脱不了惩罚。

  但是,嘉靖皇帝不仅没有惩罚严嵩,反倒认为杨继盛纯粹是无中生有没事找事,虽然是在责骂严嵩,其实是在揭自己的短。

  怎么会是这样呢?因为第一,杨继盛并不清楚嘉靖皇帝和严嵩之间的关系,他也没有办法弄清楚这个关系。所以,他对严嵩的抨击往往成了对嘉靖皇帝揭短。第二,为了突出严嵩的罪行,杨继盛把当时所有的政治、社会问题全都加在了严嵩身上。所以,他对严嵩的抨击就显得空洞无物、文不对题了。

  以“大罪一也”为例,杨继盛说严嵩“坏祖宗之成法”,理由是当年太祖皇帝为了预防奸臣当道,废除了宰相制度,所以明朝是没有宰相的,严嵩等大学士在制度上只不过是为皇帝提点建议、写个文书而已。但严却俨然以宰相自居,各部门向皇帝打报告、汇报工作之前,都要先得到严嵩首肯或指示,致使天下人知道有严嵩,不知道有皇上。

  但这个“大罪一也”,不但是嘉靖皇帝,就是当时所有实事求是的人,也都会觉得杨继盛是在没事找事。

  虽然明太祖朱元璋杀了当时的宰相,并且下令,子孙后代做了皇帝,不得再设宰相;如果做臣子的有人敢提出重设宰相,本人腰斩、全家充军。但他儿子朱棣(明成祖)夺取皇位不久,就设立了内阁,内阁后来竟然成了宰相府,首辅成了事实上的宰相。因为日常事务、各部门的协调,总要有一个人、一个机构来承办,总不能事无巨细都让皇帝亲自操办。

  由于“祖训”,宰相是不能公开设置的,所以大学士属于名不正、言不顺的宰相,时时要受到批评,其实也很委屈。还有,由于明朝的皇帝大多不上朝,常常发生宦官专权的事情,大学士们总是带领文官们反对宦官专权。在文官们看来,首辅早已经是他们的首领,是没有宰相之名的宰相了。

  就连嘉靖皇帝也一直把杨廷和称为“首辅”“元辅”,把严嵩称做“夫子”“相公”。皇帝自己要修炼、要养生,国家的日常事情当然要依靠他们来管理。再说,内阁首辅成宰相,这个账怎么可以算在严嵩的头上呢?如果要追究,该追究成祖皇帝,追究解缙、本港台开奖现场报码室,杨士奇、杨廷和、张璁。

  杨继盛第一炮就哑了火,在嘉靖皇帝看来,后面的“罪状”就更是吹毛求疵、不值一提了。

  如“敝天下之风俗,大罪十也”:自从严嵩当权以来,风气大变。只要对严嵩行贿,即使像孔子批评的盗跖那样的坏人,照样升官发财。如果不向严嵩行贿,即使像孔子点名表扬的伯夷、叔齐那样的好人,也要终身受压制。这样一来,风气就坏了。遵守国家法度的被视为迂腐,善于钻政策空子的被视为灵活;廉洁奉公的被视为假装清高,善于阿谀奉承的被视为精明能干。风气坏到了什么程度?杨继盛评价:“自古风俗之坏,未有甚于今日者。”

  这个罪行在嘉靖皇帝看来,直接就是在抨击自己。这天下不是严嵩的天下,是皇帝的天下。自古以来,风气此时最坏?也太言过其实、危言耸听了,难道嘉靖皇帝比夏桀、商纣还坏?比隋炀帝、宋徽宗还糟糕?这不是给皇帝脸上抹黑吗?

  事实上,明朝官场、社会风气之坏,也不是从嘉靖时代、从严嵩执政才开始的。洪武时期风气是不错,但开国皇帝朱元璋仍然杀了那么多的贪官污吏,而且还剥皮塞草。最后还不是杀一个出十个、杀十个出百个?正德时期风气已经不好了。那时出了个名叫刘瑾的宦官专权,又有多个宦官干坏事。但当大学士向正德皇帝告状,说宦官干坏事、破坏风气时,“儿戏”皇帝朱厚照却反问了一句让大学士们目瞪口呆的话:你们以为天下的事情都是宦官弄坏的吗?我看未必,就拿你们文官来说,十个里面,有三四个好人就算不错了。

  嘉靖皇帝虽然不上朝,香港挂牌最完整篇彩图。但他并不糊涂,他在琢磨道、琢磨养生的同时,仍然在琢磨人,在琢磨大权独揽,在琢磨如何使人敬畏。对于严嵩的了解,嘉靖皇帝远远超过杨继盛。其实大批官员都是皇帝亲自提拔的,大批官员也是皇帝亲自下令惩罚的,杨继盛说都是贿赂或得罪严嵩的结果,嘉靖皇帝的怒气可想而知。

  在《请诛贼臣疏》中,除了严嵩的“十罪”,杨继盛还列举了严嵩的“五奸”:皇帝的身边,全是严嵩的间谍;皇帝的喉舌,全是严嵩的鹰犬;皇帝的爪牙,全和严嵩有瓜葛;皇帝的耳目,全是严嵩的奴隶;皇帝的臣子,全是严嵩的心腹。杨继盛指出,正是因为严嵩有五种奸诈,所以他干了那么多坏事,皇上却发现不了,才被他蒙蔽。

  杨继盛说得痛快,却一竿子打倒一船人。这“五奸”一出,嘉靖皇帝的身边、嘉靖朝的庙堂,几乎就没有好人了。古今中外提意见的,倒还真没有发现像杨继盛这样不顾后果的。

  杨继盛和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忠臣”一样,有着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为了国家利益,他们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但在这个过程中,杨继盛也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忠臣”一样,对于要抨击的对象,对于想要改变的现实,显得力不从心。因而时时感到空有一腔热血,却不知洒向何方。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强大得多的对手,而对手的后面,往往集结着一个巨大的群体、一股巨大的势力。所以,他们只能以个人的力量,与看上去很明白、很直观,但实际上又摸不准、看不透的人和事进行宣战。但是,他们所代表的,却是一种道德的正义、一股大爱的精神。他们个人的身躯可能消失,但他们代表的正义、体现的精神,却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脊梁。

  为了扳倒严嵩,杨继盛不惜得罪任何人,后果很严重,他被下到锦衣卫狱,重杖一百。

  杨继盛不愧是条硬汉。有记载在受杖刑之前,朋友悄悄送给他一颗蚺蛇胆,说是吃了可以增加胆气。杨继盛笑道:“我自己有胆,要这蛇胆何用?”受刑之时,观者塞途,大家都为这条汉子惋惜落泪。受刑过程中,杨继盛昏死过去,送回监狱后醒来,《明史》中记载了他的表现:“夜半而苏,碎瓷盌,手割腐肉。肉尽,筋挂膜,复手截去。狱卒执灯,颤欲坠。继盛意气自如。”铮铮铁骨,令人动容。

  在诏狱中关了两年多后,杨继盛被处死。但死因却是一个谜。因为在判决书中,杨继盛的名字附在两个和他无关的官员之后。这就使人们猜测嘉靖皇帝本来没有杀杨继盛的意思,是严嵩搞了鬼,把杨继盛的名字加在两个将要处死的官员名字后面。嘉靖皇帝也没看清,或者杨继盛死不死已经与他无关,批了也就杀了。

  但是,杨继盛的故事并没有因为杨继盛的死而结束,因为杨继盛有一个和他一样刚烈的妻子。

  得知丈夫被判处死刑的消息后,杨继盛的妻子张氏呈上了自己给嘉靖皇帝的亲笔信。信中说,丈夫杨继盛,是个一心报国,但又认死理的迂腐书生,因为误信市井传闻,胡乱发表狂论。皇上圣明,没有将其处死,是要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但忽然听说附在别人的名字之后,奉旨处决,这不能不令臣妾疑惑。既然皇上已经下旨,杨继盛就是该死。臣妾只有一个要求,请皇上恩准臣妾代夫而死,留下丈夫的性命,让他去疆场杀敌而死,以报君父知遇之恩。

  张氏其实比丈夫杨继盛更有政治智慧,她决不表示怨恨皇帝,也不把矛头指向任何人,只是代丈夫承认错误,要求代夫受死。但她向皇帝要求宽宥丈夫,不是请求留下丈夫的性命,而是希望给他一个更有价值、更体面的死的方式,是战死疆场、马革裹尸。

  嘉靖皇帝或许根本就没有见到这封信,或者见了不以为然。据记载是“报闻”,即“知道了”,再无下文,杨继盛如期被杀。但张氏这封信却传遍天下。人们相信,如果嘉靖皇帝看到这封入情入理的信,肯定会潸然动容,赦免杨继盛。人们相信,嘉靖皇帝肯定没有看到这封信,因为张氏没能像杨继盛一样,到左顺门去递信。她只可能通过正常的渠道,从通政司呈信。而掌管通政司的,又是严嵩的死党,他们肯定没有将信呈送给皇帝。所以,又一笔账算在了严嵩的头上。

  临刑前,杨继盛还念了一首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当时被“天下相与涕泣传诵之”。诗传到哪里,哪里就知道有一个忠臣被杀了,而杀这个忠臣的,是奸臣严嵩。

  嘉靖四十一年,严嵩被罢官,并于嘉靖四十五年无声无息地死在南昌一处租屋,他那个招摇一世的儿子严世蕃,也在几年前被处死。嘉靖皇帝死后,儿子隆庆皇帝继位,立即给杨继盛平反,谥号“愍忠”,并且在杨继盛家乡保定府建了“旌忠祠”,供人们祭奠。

  所有这些,都使得杨继盛的故事比其他死于“谏”的故事更具有戏剧性,更让人扼腕叹息、令人同情,也给了戏曲家、小说家、戏曲表演家和说书艺人更多的想象和演绎空间。于是,多个戏班以忠臣杨继盛弹劾奸臣严嵩为题材,开始在全国各地以各种方式上演,或者在各个书场说讲。其中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就是前面说到的《鸣凤记》。

  《鸣凤记》从外地演到北京、从明朝演到清朝,演得顺治皇帝都很受感动。顺治皇帝还亲自去了保定,祭奠杨继盛的“旌忠祠”,并且写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杨继盛论》。

  在《杨继盛论》中,顺治皇帝对杨继盛的评价是:“重公室、藐权门,慷慨叫阍、从容就义······可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矣。”而对于杨继盛所抨击的“贼臣”严嵩,顺治皇帝则评论:“逆臣严嵩父子,盗执大柄,浊乱王家,威福擅专,纪纲荡废。”

  顺治皇帝对杨继盛和严嵩的评价,显然是受到《鸣凤记》以及其他相同内容小说和戏曲的影响。而顺治皇帝的这个评价,又铁板钉钉地宣告了严嵩在清朝官修《明史》中的“奸臣”结局。

  从杨继盛决心以死殉国,到后来被视为“忠臣”,至少有四大要素在其中起作用。而这些要素,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忠臣”的共同特点。

  第一,出身贫寒,但志向高远。希望能够通过一己之力,致君为尧舜,致天下于太平。第二,忧国忧民,但报国无门。为了报答朝廷的恩情,不惜付出生命。第三,被一个昏君杀害,被一个明君平反。第四,获得了老百姓的同情、社会舆论的褒扬。

  其实,以“忠”“奸”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并不完全合理,没有被列入正史《奸臣传》的,也未必没有坏人。但是,正史中的《奸臣传》,却体现了传统的是非观、正邪观。而“忠臣”和“奸臣”,也成为中国最普通最广大民众判断是非、褒贬人物的最朴素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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